718.按部就班的四年
【明天10点】
医、教、研都要抓，还要指导学术组织工作，每位医学专家都是时间管理大师。
无论是哪里出的中国医院排行榜，北京协和医院都始终高居前三甲，而协和医院的风湿免疫科更是一块国内一流、国际有影响力的金字招牌。曾小峰教授就是这个王牌科室的带头人，59岁的他已在临床工作近40年，但眉宇间依然有股年轻人般的朝气，谈笑间，双目奕奕有神。
曾小峰教授
曾小峰是如何成长为业内“顶流”专家的？协和风湿团队是怎样发展到今天这样大名鼎鼎的？且听他娓娓道来……
37岁升正高，不可复制的从医路
曾小峰当年高考时才不到17岁，考到了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今天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令人意外的是，如今在临床医学领域建树很高的他，最初学习的其实是基础医学专业，“那时跟现在不一样，基础比临床更吃香。”
而之所以选择学医，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曾小峰的高中是个省重点，所以班上绝大部分同学都过了全国重点院校分数线。为了避免“内卷”，老师建议大家报志愿不要挤在一个学校，他就报考了“上医”。
就在风湿免疫科实验室工作近2年后，张乃峥教授对曾小峰说，协和的传统是医、教、研都得抓，光会做基础研究是不行的；要医教研都能拿得起，这就要求他一定要去临床轮转。在张乃峥教授的支持与鼓励下，曾小峰决定将工作重心从基础研究转向临床工作，进入临床系统轮转，从实习大夫做起。但曾小峰毕竟临床工作经验不足、起步较同年资的人晚，做临床，可能会影响晋升。为此他专门写了保证书，表示愿意今后按照实际工作能力来晋升。
“没想到我做得还不错，做了半年实习大夫之后直接升为住院医师，89年我就竞争做了总住院医师，后面的晋升也没受任何影响，甚至成为我这一届最早晋升主治医师的人。”实际上，曾小峰在1999年才37岁时就破格晋升了主任医师，也是同届里第一个晋升正高级职称的人，这在业界都是比较少见的。
所有成绩和认可都是勤奋换来的。在临床领域不算科班出身的曾小峰，为了追赶和超越，比别人付出了更多努力，每天除了病房就是宿舍、实验室、图书馆，别的地方一概不去，甚至基本没有个人生活。努力的结果是，除了临床工作很扎实，科研方面他也做得很好，他从1986年就开始在国家核心杂志发表论著。他十分善于总结分析，发了相当多的文章，当年是全院发表文章数量第一名。到了1994年，曾小峰的研究已获得不少国际奖项。
曾小峰表示，其实他也是深受老教授们的影响，有句话说，“协和有三宝，教授、病例、图书馆”，老教授们自己工作起来很拼，对后辈要求也十分严格。现在，协和医院已经几乎没什么人知道他是基础医学出身了，他的经历也是不可复制的。
风湿免疫这棵树上，还有很多果子可摘
上世纪90年代初，曾小峰在国内率先应用大剂量丙种球蛋白静脉注射（IVIG）方法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SLE）。该疗法如今在国内外都已是常规操作，但当时做出这种尝试，就相当于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曾小峰还报道了许多国际上都非常罕见、国内第一的病例，如SLE合并大动脉炎、SLE合并奴卡氏菌感染、干燥综合征合并淀粉样变性，等等。他回忆，那时候想出成果“很容易”，就好像一棵树上结满了果子，你伸手就能摘到，别的学科果子都被摘得差不多了，只有风湿免疫这棵树还有不少果子没被人摘。“但你必须踩着梯子爬上去才能摘。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发现这些果子，然后努力把它摘下来。”
曾小峰始终谨遵张乃峥教授“踏踏实实做好临床工作”的教诲，一头扎进临床，沉心钻研。他从不放弃精进自我，曾专程去国外学习如何更规范地做临床研究。同时，他还在坚持进行基础研究方面的工作。
1999年，曾小峰又“摘”到了新的“果子”。那一年，他就带领团队与国际同步建立了抗环瓜氨酸肽（CCP）抗体检测方法，这在国际上都是全新的突破。可惜的是，当时大家都没有商业头脑，没有申请专利、进行商业开发，结果被国外抢先注册了专利。曾小峰笑称，“当年要是有了专利，我现在可能根本就不用坐这儿了。而我们现在使用这个试剂盒，还要给外国人付费。”
其实，曾小峰在风湿学界还有许多第一。他第一个提出超声检查可用于风湿病的诊断及治疗评估，并在1998年发表了学术论文；第一个建立了抗髓过氧化物酶（MPO）及蛋白酶3（PR3）的检测方法并用于血管炎的诊断，等等。
协和风湿免疫科的成长，
就是中国风湿事业发展进程缩影
今年是北京协和医院建院100周年。风湿免疫科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尽管只有40多年历史，但已成长为协和医院的一个品牌科室和对外名片。在曾小峰看来，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发展历史其实就映射了我国风湿免疫学科发展的过程。
人才辈出的协和风湿团队
我国风湿免疫专业是被誉为中国风湿病学之父的张乃峥教授主导创建的。上世纪50年代末，他就开始从事风湿免疫专业，并推动学科的建设和普及；1979年在协和医院着手创建风湿免疫专科，次年正式建科。自此，中国风湿免疫专业才得以稳健发展。
而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发展至今，人才辈出。团队共有40多人，17位正高级职称，博士生导师就有15位，这在其他学科或其他医院几乎是不可能见到的。对于每一位团队成员，曾小峰作为主任都提出临床工作之外要有自己亚专科研究方向的要求，医教研三方面全部要抓起来。
“我们的建科宗旨讲得很清楚，‘科研是龙头，教学是基础，临床是根本’。我当主任以后又增加了两句，‘平台是基石，资源是未来’。我们一定要有平台来做事，不能各自为政。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平台、数据中心来做很多大事儿，还能利用平台带动全国力量一起来做，比如我们的SLE多中心注册研究。
资源是未来，这个资源有多方面，包括患者资源、科研项目资源、还有人才资源。没有这三方面资源，科室力量很难加强。”
2008年对于协和医院和我国风湿免疫事业发展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协和风湿团队拿到了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于是迅速建立中国系统性红斑狼疮研究协作组（CSTAR），纳入全国100多家中心，开始队列研究。这是第一个中国自己的SLE数据库，十几年过去，已成为国际知名数据库，发表数十篇SCI文章。目前，国外的SLE相关研究数据里都会有中国数据，这些数据基本来自CSTAR数据库。
后来，干燥综合征、类风湿关节炎等病的队列研究也陆续开展，从此告别了过去没有中国人自己全国数据的问题，基本摸清了常见风湿病的“家底”，例如这些疾病在中国的临床特征、诊治现状以及预后因素等，填补大量空白，研究成果也被国际上广泛采纳。
曾小峰说：“我们这个十一五课题已经滚动到十二五、十三五，实现了当年提出的建立可持续发展研究模式的设想，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他强调，协和医院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希望通过自身努力能够带动全国风湿免疫专科的发展。1985年，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也在张乃峥教授的四处奔走和争取下成立，它的成立预示着风湿免疫学科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学科。
“不仅如此，张乃峥教授对专业的推广普及提高做了大量工作，他甚至亲自去跟当时的卫生部各级领导沟通，呼吁加大对学科的支持。他也曾走出国门，联系欧洲抗风湿病联盟（EUR）、亚太风湿病联盟（APR）等学术组织来中国开会，请专家来上课，同时也带领国内学者走出去参加国际会议与学术交流。”曾小峰回忆。
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历经30余年成长，诞生了11届主委，除第8届主委来自外院以外，全部出自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曾小峰是第9、10届主委。正因如此，在我国风湿免疫事业的推进和活动组织上，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始终是主要的参与者、组织者。
近几年，学会制订了《中国风湿免疫学科发展计划》，提出“一市一科一中心”的口号，也就是每一个县级市至少要建立一家独立的风湿免疫科，并建立一个能够检测所有风湿相关抗体的检验中心。计划发布后，全国上下医院已纷纷响应，投入建设。
这一计划也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和支持。曾小峰教授表示，“我觉得非常自豪的一件事，就是在我任期之内看到了在全国三级医院中建立风湿免疫科这一大事件开始落地——2019年10月31日，卫健委特地发布《综合医院风湿免疫科建设与管理指南》一文强调此事。具体落实情况如何，是我接下来需要跟进的。”
谈到我们与国际上的对比，曾小峰认为，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国内主要是基础研究方面的科研水平及国家资金投入不如国外。而临床实践方面我们并不差，近几年做了很多研究，发表文章数量仅次于美国。去年有一个全球医院风湿免疫相关文章发表排行榜，北京协和医院排名全球第一。
好在，国家对风湿免疫专科发展相当重视。2019年4月官方宣布第四批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成立，“我们科非常荣幸地成为第四批中心之一。过去国内很难做出多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以及干预性研究，都是小打小闹，做些回顾性分析。但是自从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建立后，国内这些研究越来越多，最近这些年追赶速度很快，完全改变了我们风湿免疫学科的国际地位。”
提高科研水平，需要资金投入，需要设备，也需要相关的人才。在曾小峰看来，目前让风湿免疫科医生负责基础研究的做法不妥，应培养更多的基础研究人才，临床医生也要加强与基础研究人员的合作。现在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是一个割裂的状态，需要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曾小峰始终身体力行地在各个平台推动着这些工作的进行。他有多项学会兼职，除了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前任主委和CSTAR负责人，还有中国医师协会风湿免疫科医师分会会长、欧洲抗风湿病联盟硬皮病试验研究组（EUSTAR）中国中心负责人、国家风湿病数据中心（CRDC）负责人、国家皮肤与免疫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等。
医院里要搞“医教研”，院外还有这么多学术工作，又没有三头六臂，怎么做得过来呢？曾小峰说，其实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朝着一个重心来做，那就是推动学科发展、普及风湿免疫疾病知识、提高诊治水平。如果所有资源集中在这一个方向上，目标明确，就没有分心，再多任职也可以做得很好。
当然，这并不是件轻松的事儿。虽说是能者多劳，但曾小峰几乎所有时间都要投入到工作中去，很大程度上也牺牲了家庭和个人生活。他差不多每个周末都在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筹备各种事项，随着年龄增大，渐渐感觉有些吃不消，出差一次回来要好长时间才能缓过来。但出于对学科的热爱，带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工作几十年下来，早已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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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教、研都要抓，还要指导学术组织工作，每位医学专家都是时间管理大师。
无论是哪里出的中国医院排行榜，北京协和医院都始终高居前三甲，而协和医院的风湿免疫科更是一块国内一流、国际有影响力的金字招牌。曾小峰教授就是这个王牌科室的带头人，59岁的他已在临床工作近40年，但眉宇间依然有股年轻人般的朝气，谈笑间，双目奕奕有神。
曾小峰教授
曾小峰是如何成长为业内“顶流”专家的？协和风湿团队是怎样发展到今天这样大名鼎鼎的？且听他娓娓道来……
37岁升正高，不可复制的从医路
曾小峰当年高考时才不到17岁，考到了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今天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令人意外的是，如今在临床医学领域建树很高的他，最初学习的其实是基础医学专业，“那时跟现在不一样，基础比临床更吃香。”
而之所以选择学医，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曾小峰的高中是个省重点，所以班上绝大部分同学都过了全国重点院校分数线。为了避免“内卷”，老师建议大家报志愿不要挤在一个学校，他就报考了“上医”。
就在风湿免疫科实验室工作近2年后，张乃峥教授对曾小峰说，协和的传统是医、教、研都得抓，光会做基础研究是不行的；要医教研都能拿得起，这就要求他一定要去临床轮转。在张乃峥教授的支持与鼓励下，曾小峰决定将工作重心从基础研究转向临床工作，进入临床系统轮转，从实习大夫做起。但曾小峰毕竟临床工作经验不足、起步较同年资的人晚，做临床，可能会影响晋升。为此他专门写了保证书，表示愿意今后按照实际工作能力来晋升。
“没想到我做得还不错，做了半年实习大夫之后直接升为住院医师，89年我就竞争做了总住院医师，后面的晋升也没受任何影响，甚至成为我这一届最早晋升主治医师的人。”实际上，曾小峰在1999年才37岁时就破格晋升了主任医师，也是同届里第一个晋升正高级职称的人，这在业界都是比较少见的。
所有成绩和认可都是勤奋换来的。在临床领域不算科班出身的曾小峰，为了追赶和超越，比别人付出了更多努力，每天除了病房就是宿舍、实验室、图书馆，别的地方一概不去，甚至基本没有个人生活。努力的结果是，除了临床工作很扎实，科研方面他也做得很好，他从1986年就开始在国家核心杂志发表论著。他十分善于总结分析，发了相当多的文章，当年是全院发表文章数量第一名。到了1994年，曾小峰的研究已获得不少国际奖项。
曾小峰表示，其实他也是深受老教授们的影响，有句话说，“协和有三宝，教授、病例、图书馆”，老教授们自己工作起来很拼，对后辈要求也十分严格。现在，协和医院已经几乎没什么人知道他是基础医学出身了，他的经历也是不可复制的。
风湿免疫这棵树上，还有很多果子可摘
上世纪90年代初，曾小峰在国内率先应用大剂量丙种球蛋白静脉注射（IVIG）方法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SLE）。该疗法如今在国内外都已是常规操作，但当时做出这种尝试，就相当于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曾小峰还报道了许多国际上都非常罕见、国内第一的病例，如SLE合并大动脉炎、SLE合并奴卡氏菌感染、干燥综合征合并淀粉样变性，等等。他回忆，那时候想出成果“很容易”，就好像一棵树上结满了果子，你伸手就能摘到，别的学科果子都被摘得差不多了，只有风湿免疫这棵树还有不少果子没被人摘。“但你必须踩着梯子爬上去才能摘。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发现这些果子，然后努力把它摘下来。”
曾小峰始终谨遵张乃峥教授“踏踏实实做好临床工作”的教诲，一头扎进临床，沉心钻研。他从不放弃精进自我，曾专程去国外学习如何更规范地做临床研究。同时，他还在坚持进行基础研究方面的工作。
1999年，曾小峰又“摘”到了新的“果子”。那一年，他就带领团队与国际同步建立了抗环瓜氨酸肽（CCP）抗体检测方法，这在国际上都是全新的突破。可惜的是，当时大家都没有商业头脑，没有申请专利、进行商业开发，结果被国外抢先注册了专利。曾小峰笑称，“当年要是有了专利，我现在可能根本就不用坐这儿了。而我们现在使用这个试剂盒，还要给外国人付费。”
其实，曾小峰在风湿学界还有许多第一。他第一个提出超声检查可用于风湿病的诊断及治疗评估，并在1998年发表了学术论文；第一个建立了抗髓过氧化物酶（MPO）及蛋白酶3（PR3）的检测方法并用于血管炎的诊断，等等。
协和风湿免疫科的成长，
就是中国风湿事业发展进程缩影
今年是北京协和医院建院100周年。风湿免疫科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尽管只有40多年历史，但已成长为协和医院的一个品牌科室和对外名片。在曾小峰看来，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发展历史其实就映射了我国风湿免疫学科发展的过程。
人才辈出的协和风湿团队
我国风湿免疫专业是被誉为中国风湿病学之父的张乃峥教授主导创建的。上世纪50年代末，他就开始从事风湿免疫专业，并推动学科的建设和普及；1979年在协和医院着手创建风湿免疫专科，次年正式建科。自此，中国风湿免疫专业才得以稳健发展。
而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发展至今，人才辈出。团队共有40多人，17位正高级职称，博士生导师就有15位，这在其他学科或其他医院几乎是不可能见到的。对于每一位团队成员，曾小峰作为主任都提出临床工作之外要有自己亚专科研究方向的要求，医教研三方面全部要抓起来。
“我们的建科宗旨讲得很清楚，‘科研是龙头，教学是基础，临床是根本’。我当主任以后又增加了两句，‘平台是基石，资源是未来’。我们一定要有平台来做事，不能各自为政。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平台、数据中心来做很多大事儿，还能利用平台带动全国力量一起来做，比如我们的SLE多中心注册研究。
资源是未来，这个资源有多方面，包括患者资源、科研项目资源、还有人才资源。没有这三方面资源，科室力量很难加强。”
2008年对于协和医院和我国风湿免疫事业发展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协和风湿团队拿到了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于是迅速建立中国系统性红斑狼疮研究协作组（CSTAR），纳入全国100多家中心，开始队列研究。这是第一个中国自己的SLE数据库，十几年过去，已成为国际知名数据库，发表数十篇SCI文章。目前，国外的SLE相关研究数据里都会有中国数据，这些数据基本来自CSTAR数据库。
后来，干燥综合征、类风湿关节炎等病的队列研究也陆续开展，从此告别了过去没有中国人自己全国数据的问题，基本摸清了常见风湿病的“家底”，例如这些疾病在中国的临床特征、诊治现状以及预后因素等，填补大量空白，研究成果也被国际上广泛采纳。
曾小峰说：“我们这个十一五课题已经滚动到十二五、十三五，实现了当年提出的建立可持续发展研究模式的设想，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他强调，协和医院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希望通过自身努力能够带动全国风湿免疫专科的发展。1985年，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也在张乃峥教授的四处奔走和争取下成立，它的成立预示着风湿免疫学科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学科。
“不仅如此，张乃峥教授对专业的推广普及提高做了大量工作，他甚至亲自去跟当时的卫生部各级领导沟通，呼吁加大对学科的支持。他也曾走出国门，联系欧洲抗风湿病联盟（EUR）、亚太风湿病联盟（APR）等学术组织来中国开会，请专家来上课，同时也带领国内学者走出去参加国际会议与学术交流。”曾小峰回忆。
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历经30余年成长，诞生了11届主委，除第8届主委来自外院以外，全部出自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曾小峰是第9、10届主委。正因如此，在我国风湿免疫事业的推进和活动组织上，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始终是主要的参与者、组织者。
近几年，学会制订了《中国风湿免疫学科发展计划》，提出“一市一科一中心”的口号，也就是每一个县级市至少要建立一家独立的风湿免疫科，并建立一个能够检测所有风湿相关抗体的检验中心。计划发布后，全国上下医院已纷纷响应，投入建设。
这一计划也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和支持。曾小峰教授表示，“我觉得非常自豪的一件事，就是在我任期之内看到了在全国三级医院中建立风湿免疫科这一大事件开始落地——2019年10月31日，卫健委特地发布《综合医院风湿免疫科建设与管理指南》一文强调此事。具体落实情况如何，是我接下来需要跟进的。”
谈到我们与国际上的对比，曾小峰认为，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国内主要是基础研究方面的科研水平及国家资金投入不如国外。而临床实践方面我们并不差，近几年做了很多研究，发表文章数量仅次于美国。去年有一个全球医院风湿免疫相关文章发表排行榜，北京协和医院排名全球第一。
好在，国家对风湿免疫专科发展相当重视。2019年4月官方宣布第四批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成立，“我们科非常荣幸地成为第四批中心之一。过去国内很难做出多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以及干预性研究，都是小打小闹，做些回顾性分析。但是自从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建立后，国内这些研究越来越多，最近这些年追赶速度很快，完全改变了我们风湿免疫学科的国际地位。”
提高科研水平，需要资金投入，需要设备，也需要相关的人才。在曾小峰看来，目前让风湿免疫科医生负责基础研究的做法不妥，应培养更多的基础研究人才，临床医生也要加强与基础研究人员的合作。现在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是一个割裂的状态，需要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曾小峰始终身体力行地在各个平台推动着这些工作的进行。他有多项学会兼职，除了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前任主委和CSTAR负责人，还有中国医师协会风湿免疫科医师分会会长、欧洲抗风湿病联盟硬皮病试验研究组（EUSTAR）中国中心负责人、国家风湿病数据中心（CRDC）负责人、国家皮肤与免疫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等。
医院里要搞“医教研”，院外还有这么多学术工作，又没有三头六臂，怎么做得过来呢？曾小峰说，其实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朝着一个重心来做，那就是推动学科发展、普及风湿免疫疾病知识、提高诊治水平。如果所有资源集中在这一个方向上，目标明确，就没有分心，再多任职也可以做得很好。
当然，这并不是件轻松的事儿。虽说是能者多劳，但曾小峰几乎所有时间都要投入到工作中去，很大程度上也牺牲了家庭和个人生活。他差不多每个周末都在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筹备各种事项，随着年龄增大，渐渐感觉有些吃不消，出差一次回来要好长时间才能缓过来。但出于对学科的热爱，带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工作几十年下来，早已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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