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2.随便聊两句
【忙了一天，晚上陪夜，可以慢慢改文了，479在半夜】
【HIV志愿工作还是要宣传一下的，就当看短篇了，转自医学界】
2009年，我从医科大学毕业，回到老家县城工作。母亲像着了魔一样，每天趁我还没起床，便跑到床头边抹眼泪边念叨：“你这么大年纪不结婚，让我和你爸在邻居面前都抬不起头！”其实我喜欢男生，但那时没胆量，加上读医科大学时连老师都说同性恋是一种病，于是硬着头皮结婚了。
婚姻只持续了不到一年，唯一一次亲热，是妻子提出来的。我虽然抗拒，可在心里劝自己：试一试，万一成功了，就可以要一个孩子。
但我失败了。
失败的不仅仅是婚姻，还有接下来父母对我的冷暴力。他们对我不理不睬，在极度苦闷中，我和新认识的几个朋友在县城里乱逛。当朋友们问我为啥离婚时，我忍不住说了实话：我是同性恋。
第二天，这几个人居然逼上门来，让我拿出五万元“封口费”，不然就把“秘密”告诉单位、告诉家里。
我没有办法了。想来想去，在害怕与忐忑中，我很快考到离家很远的青岛，在一家综合性医院工作。
本以为自己跑了，一切都会好起来。谁知道，敲诈我的几个人居然半夜来砸我父母家的窗户。母亲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只能撒谎说是借了高利贷。最后靠着大舅拿出的五万块钱才结了这件事。
从那时起，我决定做一个“‘同志’活动中心”，让和我一样苦闷的“同志”有个地方抱团取暖。
我总觉得冥冥中天意或也是一种使命。刚来青岛几个月，我忽然出现了淋巴结肿大、拉肚子等艾滋窗口期的症状。我一下子懵了。
我不敢去自己所在的医院检查，万一被人知道了，我就抬不起头了！于是我找到了一位草根组织志愿者，在他的陪同下，去疾控中心验血。三天后，结果出来是阴性。那一瞬间，我想唱、想跳，连眼睛鼻子嘴都不知道放到什么地方好了。
那次检查以后，我邀请疾控中心的主任来“活动中心”看看。或许那个时候，我在潜意识里已经觉得要做点什么了，只是自己还不清楚。
我们简陋的活动中心让疾控中心的主任有些惊讶。这个房子很旧，里面只剩一台老电视，还是房东不想要的“破烂”。而这个电视，也是用了两年之后，我才舍得卖掉，一共卖了二十五块钱。
主任建议我可以给“同志”作艾滋检测。那时我还不清楚自己该怎么做检测，虽然我在一家草根组织做过志愿者，也知道采血和使用检测试纸，可就是很难开这个口。我太知道“同志”朋友听到“艾滋病”三个字，心里一哆嗦的感觉。我希望来这里的朋友都能舒服自在。
但疾控医生的话最终仍让我花了两天收拾了厨房，我把厨房打扫得干净透亮，一丁点油烟味都没有。又花五块钱买来一大块白布，把堆放在角落的杂物盖好、隔开。这就是后来接待过近千人的检测室。虽然空间小，我还是鼓起勇气在门口贴上了“VCT检测室”的标签。
我真正接待的第一位检测艾滋的“同志”，是一位从事夜班工作的朋友。以前他一下夜班就会回宿舍睡觉。自从知道了我这里，下夜班都不睡觉了，从家里拿杯子、拿玩具，到这里玩。
那天夜里九点多，只剩下我们俩。我对他说：“我们可以做艾滋检测的，要不要做一个？”那是他第一次听说“艾滋病”。当我用采血针把朋友的血滴到试纸板上，两人一开始都没当回事。不到五分钟，试纸上出现两条线。阳性！我的眼泪当时就夺眶而出。
“你咋还哭了？我都没哭。”朋友是一个话很少、很能吃苦的北方汉子。他不仅发现感染了艾滋，同时还发现了性病。那时他不愿回宿舍，害怕传染，要跟我挤在一起。或许在他的认知中，我既然能检测艾滋，一定知道怎么保护好自己。
我没想到的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但就算如此，我还是没太多“拉人”检测的经验。我比较喜欢聊天的时候，顺口问一下，“我们这里可以做艾滋检测，你要不要测一下？”
2014年，我做了四五百人次的艾滋检测，已经觉得很多了。谁知到2015年破了一千人次，2016年逼近两千。越来越多的艾滋感染者开始浮出生活的“水面”，从最开始的一年几十个新发阳性，到后来的近百个、近两百个，我才知道艾滋病早就不是“同志”群体才有，只要有高危性行为，就会存在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2017年春节刚过，一对年轻的小夫妻通过互联网找到我们。这对从农村出来的小夫妻，丈夫在年底去外地时发生了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春节前出现了艾滋急性期症状。
犹豫挣扎几天后，他硬着头皮、带着妻子找到了我。“不敢去医院，害怕泄漏个人的隐私，也实在难以启齿，不知道咋告诉妻子。”在我面前，男人终于鼓足了勇气，说了实话。整个过程里，妻子一直用一只手紧紧地挽着丈夫的胳膊，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在不停地搓。看得出她很难过。
为他们采血并当场做了快速检测后，丈夫的两次快检结果均为阳性，妻子为阴性。妻子当场就哭了起来，眼泪一直往下掉，但人却不出声。她不去擦眼泪，手还挽着丈夫的胳膊。
我本以为她是庆幸自己没感染而激动，但她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我该怎么照顾他？他要好好地活着，我还要给他生孩子。这一下把我也给说哭了。
如今，这位妻子在青岛当地疾控和医院的指导下怀孕产子，母子均平安。丈夫给我送来了象征喜庆的红皮鸡蛋，说他们两口子商量好了，让我做孩子的干爹。
其实那几年，我压力挺大的。“艾滋检测”这件事，跟我在医院的本职工作“冲突”越来越大了。
我们医生工作起来没有上班下班。通常下了手术台、查房之后，时间就靠自己安排。一般有不少病历要写，还要接待病人的咨询。但我在这家医院工作几个月后，就把重心放在了“艾滋检测”上。
那时，我下了手术、查了房，就溜回来，给“同志”服务。医院觉得我是不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兼职？开始“监督”我。我以为自己神不知鬼不觉，其实很容易被发现。每天别的医生护士们都在一起，就少了我，能不被“抓”嘛！加上我总是写不完病历，领导就找我谈话，要我“收收心，别不务正业。”
这样的压力下，我和几个年轻的同事说了实话，“我自发成立了一个草根组织。”“什么叫草根组织？”“就是公益组织。”“那你做什么？”“做艾滋病。”“你是不是吃饱了撑了没事干？养老助残你不干，干个艾滋病。”
不怪他们，连我租的“‘同志’活动中心”的隔壁大爷，也觉得我有问题。老大爷不知道自己隔壁住了什么人，但看到每天很多陌生人、基本上都是男人进进出出，于是频繁地找物业，说我扰民。
物业第一次找上门来，并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事情。但我决定去和隔壁大爷说清楚。没想到，大爷只是把门开了一条十公分的缝，不等我开口，客客气气又十分不耐烦地说，“你有什么事，就去和物业说。”说完就关上了门。这可给我气坏了，但又拿他没办法。
后来，有志愿者在世界艾滋病日时把象征着“艾滋病”的小红丝带贴到了门外的LOGO上。那时我们已经有了名字，叫做“青同社区”。物业一看，这还了得，急忙跑来让我写承诺书，保证不会给小区带来不好的影响。
从那时候起，我坚定了一定要正规发展的决心。于是，我进行了民政注册。还特意把“青岛青同防艾志愿服务中心”服务登记证的复印件交给物业。物业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你们是个正规单位，不是干传销的。”
后来有一天，隔壁大爷家的水管漏了，还挺严重。大爷焦急地从家里出来求助，一出门就遇到了我。换作平时，他一定不会搭理我，但那天是真急了，同意我和同事一起去家里修水管。也是从那天起，大爷的态度转变了：原来你们都是挺好的小男孩。
2017年7月，我正准备吃晚饭。手机铃声响了，是一个青岛本地的陌生号码。“是虎子哥吗？”电话里的声音说不出成熟还是稚嫩。“我是个刚参加完高考的学生，我怀疑自己感染HIV了。”如果不是他说，我真难以想象电话那头的男孩会如此冷静，听不出恐慌也察觉不到难过。
这是一个单亲家庭的男孩，母亲打工拉扯他长大。他连着复读了两年，今年是第三次高考，再一次感觉发挥失常，心情压抑到极点，不知道怎么面对母亲。
高考结束后的第二天晚上，一个网友邀请邀他去“放松心情”。等进了快捷酒店房门的那一刻，男孩马上反应过来：这个房间绝对不止来过他一个人。地上的拖鞋、浴巾横七竖八。
男孩想走，但网友挽留他。男孩经不住劝说，边和网友哭诉高考失利的痛苦，边吸了冰毒，并发生了性关系。男孩唯一能记得的是他一直笑，全身轻飘飘的。
几天后，男孩出现了发热、淋巴结肿大、腹泻等症状。从网上搜索到艾滋病的信息和我的手机号。
说心里话，听完他的讲述，我心里已经有点慌了，不愿让他看到我的心疼，只能埋头消毒采样。我给他使用了两种试纸快检，特别希望这个孩子不会中标。但当两个试纸的第二条线都出现的时候，我的手开始哆嗦，舌头开始打结。
那天，我陪这个刚满十八岁的男孩走了很久。他的情绪在我的宽慰下慢慢平复。他说要好好服药治疗，给妈妈养老送终。
就在拿到确诊HIV阳性报告后的第三天，男孩收到了国内某985重点高校的录取通知书。这几年，我从不主动联系他，希望他能回归平静的生活。但男孩每年都给我拜年，他生活得很好，正在准备考研。
也许很多人“谈艾色变”，但艾滋感染者是我某种意义上的“亲人”，他们时不时会温暖我。
我接待过一位七十八岁的李大爷。老人退休后生活条件不错，也挺乐观，喜欢年轻小伙子。可老人起了带状疱疹，身上老是痒。一个小伙子对他说，“去楼上做个检测吧！”知道我的朋友都把我这简称“楼上”。
李大爷检测后，果然是阳性。喜欢旅游、经常参加夕阳红团的李大爷，发生过不少次没有防护的性行为，他自己根本记不起到底是什么时候感染的。
我挺犹豫的，毕竟老人年纪太大了，还要服药吗？疾控中心征求李大爷的意见，大爷说他相信我，我让他服药的话，他就服药。
老人当时CD4特别低，我跟医生商量，先预防机会性感染。于是老人开始服用复方新诺明。
在得到“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项目”后，在经费的支持下，我被朋友们半开玩笑地称为“华丽转身”：逐步得到更多业务技能上的支持后，检测目标群体也扩大到监狱人群和药物滥用人群。
一位从日本打工回来、从事性工作的女孩感染艾滋后，一直回避这件事，甚至发病后不吃不喝，连母亲劝她也听不进去，饿得皮包骨，不想活下去了。她的母亲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联系到我。
一开始我还不知道女孩的心理状态已经崩溃了，让女孩的母亲带她来办公室。女孩说什么都不肯，连门都不肯出。我和同事商量，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孩发病。为了让女孩能服上药，我的一位同事开始每天和女孩聊天。一个月后，女孩终于同意这位同事去她家采血。
就在我们还在收拾新办公室时，这一次的隔壁大叔来“串门”了。他看着我们墙上粘贴着的、做艾滋检测和服务的照片后，竟然没有害怕，反而伸出大拇指：“你们真伟大。”
我从没觉得自己伟大，我不过就是这么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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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我从医科大学毕业，回到老家县城工作。母亲像着了魔一样，每天趁我还没起床，便跑到床头边抹眼泪边念叨：“你这么大年纪不结婚，让我和你爸在邻居面前都抬不起头！”其实我喜欢男生，但那时没胆量，加上读医科大学时连老师都说同性恋是一种病，于是硬着头皮结婚了。
婚姻只持续了不到一年，唯一一次亲热，是妻子提出来的。我虽然抗拒，可在心里劝自己：试一试，万一成功了，就可以要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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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不仅仅是婚姻，还有接下来父母对我的冷暴力。他们对我不理不睬，在极度苦闷中，我和新认识的几个朋友在县城里乱逛。当朋友们问我为啥离婚时，我忍不住说了实话：我是同性恋。
第二天，这几个人居然逼上门来，让我拿出五万元“封口费”，不然就把“秘密”告诉单位、告诉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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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为自己跑了，一切都会好起来。谁知道，敲诈我的几个人居然半夜来砸我父母家的窗户。母亲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只能撒谎说是借了高利贷。最后靠着大舅拿出的五万块钱才结了这件事。
从那时起，我决定做一个“‘同志’活动中心”，让和我一样苦闷的“同志”有个地方抱团取暖。
我总觉得冥冥中天意或也是一种使命。刚来青岛几个月，我忽然出现了淋巴结肿大、拉肚子等艾滋窗口期的症状。我一下子懵了。
我不敢去自己所在的医院检查，万一被人知道了，我就抬不起头了！于是我找到了一位草根组织志愿者，在他的陪同下，去疾控中心验血。三天后，结果出来是阴性。那一瞬间，我想唱、想跳，连眼睛鼻子嘴都不知道放到什么地方好了。
那次检查以后，我邀请疾控中心的主任来“活动中心”看看。或许那个时候，我在潜意识里已经觉得要做点什么了，只是自己还不清楚。
我们简陋的活动中心让疾控中心的主任有些惊讶。这个房子很旧，里面只剩一台老电视，还是房东不想要的“破烂”。而这个电视，也是用了两年之后，我才舍得卖掉，一共卖了二十五块钱。
主任建议我可以给“同志”作艾滋检测。那时我还不清楚自己该怎么做检测，虽然我在一家草根组织做过志愿者，也知道采血和使用检测试纸，可就是很难开这个口。我太知道“同志”朋友听到“艾滋病”三个字，心里一哆嗦的感觉。我希望来这里的朋友都能舒服自在。
但疾控医生的话最终仍让我花了两天收拾了厨房，我把厨房打扫得干净透亮，一丁点油烟味都没有。又花五块钱买来一大块白布，把堆放在角落的杂物盖好、隔开。这就是后来接待过近千人的检测室。虽然空间小，我还是鼓起勇气在门口贴上了“VCT检测室”的标签。
我真正接待的第一位检测艾滋的“同志”，是一位从事夜班工作的朋友。以前他一下夜班就会回宿舍睡觉。自从知道了我这里，下夜班都不睡觉了，从家里拿杯子、拿玩具，到这里玩。
那天夜里九点多，只剩下我们俩。我对他说：“我们可以做艾滋检测的，要不要做一个？”那是他第一次听说“艾滋病”。当我用采血针把朋友的血滴到试纸板上，两人一开始都没当回事。不到五分钟，试纸上出现两条线。阳性！我的眼泪当时就夺眶而出。
“你咋还哭了？我都没哭。”朋友是一个话很少、很能吃苦的北方汉子。他不仅发现感染了艾滋，同时还发现了性病。那时他不愿回宿舍，害怕传染，要跟我挤在一起。或许在他的认知中，我既然能检测艾滋，一定知道怎么保护好自己。
我没想到的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但就算如此，我还是没太多“拉人”检测的经验。我比较喜欢聊天的时候，顺口问一下，“我们这里可以做艾滋检测，你要不要测一下？”
2014年，我做了四五百人次的艾滋检测，已经觉得很多了。谁知到2015年破了一千人次，2016年逼近两千。越来越多的艾滋感染者开始浮出生活的“水面”，从最开始的一年几十个新发阳性，到后来的近百个、近两百个，我才知道艾滋病早就不是“同志”群体才有，只要有高危性行为，就会存在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2017年春节刚过，一对年轻的小夫妻通过互联网找到我们。这对从农村出来的小夫妻，丈夫在年底去外地时发生了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春节前出现了艾滋急性期症状。
犹豫挣扎几天后，他硬着头皮、带着妻子找到了我。“不敢去医院，害怕泄漏个人的隐私，也实在难以启齿，不知道咋告诉妻子。”在我面前，男人终于鼓足了勇气，说了实话。整个过程里，妻子一直用一只手紧紧地挽着丈夫的胳膊，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在不停地搓。看得出她很难过。
为他们采血并当场做了快速检测后，丈夫的两次快检结果均为阳性，妻子为阴性。妻子当场就哭了起来，眼泪一直往下掉，但人却不出声。她不去擦眼泪，手还挽着丈夫的胳膊。
我本以为她是庆幸自己没感染而激动，但她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我该怎么照顾他？他要好好地活着，我还要给他生孩子。这一下把我也给说哭了。
如今，这位妻子在青岛当地疾控和医院的指导下怀孕产子，母子均平安。丈夫给我送来了象征喜庆的红皮鸡蛋，说他们两口子商量好了，让我做孩子的干爹。
其实那几年，我压力挺大的。“艾滋检测”这件事，跟我在医院的本职工作“冲突”越来越大了。
我们医生工作起来没有上班下班。通常下了手术台、查房之后，时间就靠自己安排。一般有不少病历要写，还要接待病人的咨询。但我在这家医院工作几个月后，就把重心放在了“艾滋检测”上。
那时，我下了手术、查了房，就溜回来，给“同志”服务。医院觉得我是不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兼职？开始“监督”我。我以为自己神不知鬼不觉，其实很容易被发现。每天别的医生护士们都在一起，就少了我，能不被“抓”嘛！加上我总是写不完病历，领导就找我谈话，要我“收收心，别不务正业。”
这样的压力下，我和几个年轻的同事说了实话，“我自发成立了一个草根组织。”“什么叫草根组织？”“就是公益组织。”“那你做什么？”“做艾滋病。”“你是不是吃饱了撑了没事干？养老助残你不干，干个艾滋病。”
不怪他们，连我租的“‘同志’活动中心”的隔壁大爷，也觉得我有问题。老大爷不知道自己隔壁住了什么人，但看到每天很多陌生人、基本上都是男人进进出出，于是频繁地找物业，说我扰民。
物业第一次找上门来，并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事情。但我决定去和隔壁大爷说清楚。没想到，大爷只是把门开了一条十公分的缝，不等我开口，客客气气又十分不耐烦地说，“你有什么事，就去和物业说。”说完就关上了门。这可给我气坏了，但又拿他没办法。
后来，有志愿者在世界艾滋病日时把象征着“艾滋病”的小红丝带贴到了门外的LOGO上。那时我们已经有了名字，叫做“青同社区”。物业一看，这还了得，急忙跑来让我写承诺书，保证不会给小区带来不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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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单亲家庭的男孩，母亲打工拉扯他长大。他连着复读了两年，今年是第三次高考，再一次感觉发挥失常，心情压抑到极点，不知道怎么面对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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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陪这个刚满十八岁的男孩走了很久。他的情绪在我的宽慰下慢慢平复。他说要好好服药治疗，给妈妈养老送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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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很多人“谈艾色变”，但艾滋感染者是我某种意义上的“亲人”，他们时不时会温暖我。
我接待过一位七十八岁的李大爷。老人退休后生活条件不错，也挺乐观，喜欢年轻小伙子。可老人起了带状疱疹，身上老是痒。一个小伙子对他说，“去楼上做个检测吧！”知道我的朋友都把我这简称“楼上”。
李大爷检测后，果然是阳性。喜欢旅游、经常参加夕阳红团的李大爷，发生过不少次没有防护的性行为，他自己根本记不起到底是什么时候感染的。
我挺犹豫的，毕竟老人年纪太大了，还要服药吗？疾控中心征求李大爷的意见，大爷说他相信我，我让他服药的话，他就服药。
老人当时CD4特别低，我跟医生商量，先预防机会性感染。于是老人开始服用复方新诺明。
在得到“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项目”后，在经费的支持下，我被朋友们半开玩笑地称为“华丽转身”：逐步得到更多业务技能上的支持后，检测目标群体也扩大到监狱人群和药物滥用人群。
一位从日本打工回来、从事性工作的女孩感染艾滋后，一直回避这件事，甚至发病后不吃不喝，连母亲劝她也听不进去，饿得皮包骨，不想活下去了。她的母亲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联系到我。
一开始我还不知道女孩的心理状态已经崩溃了，让女孩的母亲带她来办公室。女孩说什么都不肯，连门都不肯出。我和同事商量，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孩发病。为了让女孩能服上药，我的一位同事开始每天和女孩聊天。一个月后，女孩终于同意这位同事去她家采血。
就在我们还在收拾新办公室时，这一次的隔壁大叔来“串门”了。他看着我们墙上粘贴着的、做艾滋检测和服务的照片后，竟然没有害怕，反而伸出大拇指：“你们真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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